四、竞争与其他意义的关系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比较性竞争跟其他意义之间的关系。同学们都知道，“互动”这个词儿如今特别流行，意思就是彼此影响、相互作用。那么比较性竞争和这些意义之间是否也是这种关系呢？我是这么想的：“互动”肯定也是有的，但它们关系的主流似乎是前者对
与求真
求真是一种重要的意义或活头。它所对应的欲望是好奇心，所支撑的行业包括旅游、教育、科学、侦探小说、明星传记等等。求真的经典例子，是古希腊的数学家某某某，敌人杀进了城，冲进了他的家，向他举起了刀；数学家做题正做到关键时刻，他说你们千万别急，我还差一步就解出来了。这个例子相当纯粹，好奇心的成色不低，只是故事本身是真是假没人说得准。与同学们相关的求真自然是教育。那咱们今天不聊别的专聊教育。
我不知道同学们这一代最早是怎么进入教育这块天地的。我们那会儿可是怀揣着十万个为什么走进校门的。老师家长也特别爱渲染这一层意义，好像上学就是为了闹清楚月亮为什么不掉下来，人为什么不能住在水里，奶奶的头发为什么会白。后来听说读书是为了超英赶美，再后来又听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要混出点人模样，取房好老婆，非得学好数理化。求真求着求着就变成求职了，变成社会竞争的手段――到后来，甚至手段也轮不上好奇心了。同学敢说自己到财大来是为了满足对一些经济现象和经济规律的好奇心么？同学们敢说四年苦读的动力主要来自求知欲么？说白了，竞争不但是我们教育的目的，还成了教育的手段，教育的动力。
从古到今，教育都承担着社会地位再分配的任务，也就是重新洗牌发牌。今天贫寒子弟要想摆脱人下人的状态，除了刻苦读书真就剩下打砸抢了。但现在所有的公共事业包括学校都照着收租院大斗进小斗出的路子在搞“产业化”，穷人在教育竞争中越来越处于不利地位。我有一个熟人，他的一个朋友在什么部当小官僚，小官僚说他多了不敢说，儿子的儿子、孙子的儿子的钱都给挣足了。挣足了怎么办呢？孩儿们一律送到国外读书。不仅中国，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都这样，送子女去世界著名学府接受一流教育已经成为最有效的洗钱方式。如果一个人把偷来的民脂民膏投资到房地产或ＩＴ产业，被追查出来房子会被拍卖，电脑会被充公。但如果他们用民脂民膏把儿子培养成世界著名华人企业家，让女儿在慕尼黑世界钢琴比赛上一举夺魁，这玩意儿你没收充公得了么？不但不能没收，人家还从纽约、罗马赶来营救老子。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有钱有势的正把他们的子弟川流不息地运往英国的贵族学校、美国的私立学校，那都是培养龙凤的地方。
与审美
刚才用教育的例子，谈了求真被竞争架空，成了一块招牌。审美又何尝不是经常给人家当灯泡或形象大使？就说音乐吧，大家不要只看到它绕梁三日摇荡心魂的那一面。中国搞音乐的人很多都是家传的，我以前有回去音乐学院宿舍串门，目睹了他们是怎么传的：门后边挂一条鞭子。同学们说，不用鞭子我们也能弹“月亮代表我的心”呀！可贝多芬他爸可不是让儿子没事拿音乐解闷的，他是要让他儿子吃这碗饭。贝多芬境界高点，但他的《田园交响乐》《月光奏鸣曲》也不是为了――用今天的时髦话说――“人与自然的沟通”，他是要用音乐这个看家本事为他这样的新兴“专业技术人才”从老伯爵老侯爵们那里抢点社会资源来。八十年代初，我一个在大学读书的朋友，他们学校有个同学是农村来的。这个人向女孩介绍自己最喜爱的ｔｈｉｎｇ是音乐，最ｌｉｋｅ的音乐家是“圣一桑”。女孩一听就把他“帕斯”掉了。为什么呢？音乐家里只有一个圣点桑（圣・桑）或圣杠桑（圣－桑），人间再无圣一桑。这事说起来大家觉得挺好笑，想想其实也挺让人辛酸的。一个农家子弟来到城里分不清这乱花花绿绿的洋玩意，城里姑娘就鄙视他。但反过来，城里小伙子去农村插队，四体不勤，五谷不分，镰刀使不好，独轮车推不稳，农村姑娘却又心疼又喜欢。这就是社会的等级结构。
关于竞争和审美的关系，我还想提醒同学们注意竞争对审美标准的影响。杜甫说过“语不惊人死不休”，这句话值得玩味。它指出了文艺的最重要标准即“创新”的由来。如果一幅画没有新意，一首诗跟别人的类似，我们就认为它是个失败的作品。但为什么要有“新意”呢？为了竞争，为了在人与人之间决出高下来。在竞争意识相对淡漠的一些民间文艺中，大家情动于中而发于情，不觉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并不绞尽脑汁要出奇制胜。而在特别提倡竞争的社会里，不争奇斗艳就不叫艺术，不叫美。其实，争奇斗艳的另一面就是人云亦云，我前面谈学术时说的二篇文章狂奔、八篇文章狂跟的情况，也适用于艺术。这年头的艺术家哪个不在标榜个性，可哪个又有一星半点个性？有竞争就必然有攀比，有攀比就必然没个性。同学们去现代艺术展去看看，全是些最想有个性却又最无个性的艺术家。倒是小地方的艺人，也不管纽约什么主义看涨，巴黎什么流派看跌，老老实实对着自己的生活自自然然表达内心的感受，倒可能流露出真性情，弄出真个性来。
与性
性作为一种人生意义可不能小瞧。那些一笑笑垮一座城池，再笑笑亡一个国家的故事就不说了，单说眼下云南省的旅游收入比泰国的少一大截子，据说主要原因就是泰国的旅游业还兼着一个发达的性产业。我有时感慨：性作为一个巨大动力――说核动力都不过分――居然在我们正而八经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没有像样一点的体现。比如说，毛泽东时代累积的性压抑有多少转化为对西方文明的性幻想？这种性幻想又有多少升华为认同西方文化、认同市场经济的社会心理或价值观念？这价值观念又通过什么途径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改革开放的政策？
我们可以看看美色是如何参与社会竞争的。同学们会说，人长得美不美纯粹是生理的事，身子长点短点，腰围大点小点，鼻梁高点低点，嘴唇薄点厚点，这取决于水土爹妈，你跟社会等级阶级斗争瞎联系什么呀？人长得什么样的确很生理，但并不纯生理，社会竞争早就插手这一块儿了。纹眉拉皮去褶就是社会对生理的插手，皮肤漂白乳头漂红就是社会对生理的干预，胶硅隆胸截腿增高就是社会对生理的强暴。美色在这个时代已经成为残酷社会竞争的凶器。不是说这里面没有性爱审美等因素，而是说，把这层油撇去，剩下的就是在社会竞争的火上煎熬的一锅辛酸泪了。前几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一个女孩把腿截断再长上，再换个地儿再截断再长上，这样利用断裂处骨质增生的原理，她身高窜了两窜。乍看之下，还以为中国要出唯美主义烈士呢，读完了才知道跟本不是那么回事。而是因为她个子矮，找工作找对象都有困难。同学们马上就要进入就业市场，现在很多工作对相貌有苛刻的要求，有些单位挑人就跟选妃似的，而中国根本没有反相貌歧视的立法特别是执法――我纳闷为什么一到这些地方就不跟西方“接轨”了。
社会竞争、社会等级对美色或性吸引力的定义，也是件有趣的事情。俗话说，“情人眼里出西施”、“鸭子看绿豆对上了眼”。性的吸引力按说是一件非常个人的事情，但实际上却是一件非常社会的事情。中国近二十年男女谈恋爱对身高的讲求，据说在全世界是数一数二的。这件事值得玩味。我是想说，身高是否构成性吸引力的重要因素，是随时代变化的。七十年代末以来，与社会竞争的空前激烈相平行的，是性吸引力对身高的空前强调。至于二者是否因果关系，我不敢肯定。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这一百年来性吸引力的基本走向是“用夷变夏”，翻译过来就是跟西方白种接轨，也就是向世界阶级结构中高我们一头的人靠拢。同学们随便翻翻这些年的小说，里面一夸奖什么人长得好就说他像什么“大卫”、“海伦”，没见过说谁像关羽、赵云的。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社会等级对性吸引力的定义，从表面看是一件文化的或民族上的，但本质上却是阶级的。我记得１９９１年我到华盛顿，发现那里的女人比我呆的那个俄亥俄工业城市的女人体态苗条风姿绰约多了。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华盛顿地区官多，官太太自然比工人的老婆漂亮。同学们学习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特别讲求实证，经常要用较“实”指标来说明较“虚”问题。寻找指标，是一门学问。我常想，若把不同时期漂亮姑娘置身或许身的位置标出来连成线，一定是一幅简明扼要的社会变迁轨迹图。同学们说，你这么说也太夸张了吧，有那么绝对么？的确没那么绝对，幸亏没那么绝对。色与等级的结合虽然历史悠久，对它反抗也源远流长。我们读历代关于爱情的传奇故事，有不少宣扬富小姐下嫁穷书生甚至仙女看上个体农民的。这些作品可以看作下层男性从观念世界对现实世界中色势结合发动的偷袭骚扰，说得形象一点，就是扒铁路、炸桥梁，虽不能根本解决问题，但让大官僚老财主迎娶小美人的车队走走停停，心里也平衡一点。
五、比较性竞争与物质生产
现在再来谈谈比较性竞争跟物质生产的关系。它们同这些年大家争论的公平与效益，道德与发展有些相近，所以我们不妨先从道德与发展说起，这样亲切一些。
富人的硬道理与软道理
同学们都知道（经济）发展是硬道理的口号。有硬道理就必有软道理，软道理就是道德，就是社会关系，就是社会公平。这一硬一软配合好了，中国一部分人可就什么都有了。前些时报纸上登某位商家豁着几百万广告费不挣，用好多平米的巨大墙面登“三个代表”的口号，其软硬功夫真是高超。中国的先富阶级都是辩证高手，有趣的是这些人中颇有拜佛的，游山逛庙的时候很肯出香火钱。在他们那儿，弥勒佛、观世音跟税务局长、海关头头一样，都属于为硬道理服务的软道理。这样他们打家劫舍的时候有吉星高照自然所向无敌。
穷人的硬道理与软道理
后富阶级没有硬的问题，主要的任务是软。软的功课包括“端正态度”、“调整心态”、“增加心理承受能力”、“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以及――我亲耳在一个会上听某地方官员说的――“认命”。中国社会目前最大的病症，据厉以宁教授诊断，是有钱有势有才的人该拿而不拿。为什么不拿呢？是因为平均主义红眼病从中作梗。也就是说，后富的“软功”还没练到家。同学们说，这恐怕是误诊吧，先富阶级哪儿有不拿的？快的只一把，慢的也就两把，人民几十年攒下的家业便寥寥无几了，其效率可不是利康搬家公司可以同日而语的。中国这些年涌现出不少厉教授式的大夫，可以说个个都是白求恩，自己眼睛瞎得什么都看不见，却还坚持出诊为社会看舌苔照喉咙，即便医术有问题，就冲这医风上面也应该重奖。况且，他们念念不忘平均主义红眼病――现在改叫“民粹主义”――应该说是很有眼力的。
穷人的红眼病
先富的在人民资产和个人账户之间金梭银梭般地忙碌，让后富的在一边看着眼睛一点也不红，这怎么可能呢？所以先富的就是再忙再累，也要挤时间搞好红眼病的防治工作。那种“俺们经济学就他娘的不讲道德！”的态度是要出事而且已经出事了。后富的就是再没知识没文化，也不至于比猫狗更迟钝吧。猫狗急了尚且飞檐走壁，他一个有胳膊有腿的活人就不会铤而走险么？警察如今都是在超负荷工作，活活累死的屡屡见报。这说明什么？说明“发展”、“效益”的大旗并不是怎么挥怎么灵，说明社会关系不是可以胡乱凑合的，说明社会公平你不管它它要管你。所以，对红眼病不能简单地让人家“闭着甭睁”，否则二十多年来“发展”出来的“效益”无论是用化名存银行还是锁保险柜都不是长久之计。
一些“治红”药方
同学们会说，治疗红眼病，咱们文化人知识分子干别的不行干这还不行么？我留心观察了一下，发现他们还真不太行。就说文艺家吧，他们写词谱曲，让那些一说中国话就朝前殖民地跑调的小歌星们用北京土话冒充老百姓“今儿个真高兴啊”，真是比半夜鸡叫还听着还难受。学者们也一样不行，《中国社会阶层分析报告》把工人农民排在十等公民的八九十。实际差距已经那么大了，为什么不能在语言上缩缩小？别把大家竖着分什么“阶级”、“阶层”，而是平着分成“手力”、“腿力”、“嘴力”、“眼力”、“臀力”、“心力”劳动者，都是劳动者，听着多一家亲呀。又比如有人建议让富人穷人像国外那样分开住，您住您的“罗马花园”“云中尊邸”，他住他的烟袋斜街小耳勺胡同，这样老死不相往来，眼不见心不烦。这个主意，还算认真，只是低估了电视之类现代视听手段的力量。如今打开电视、翻开报纸，看见先富的在千里万里之外花天酒地，穷奢极欲，照样气不打一处来。另外像有个教授那样，光知道在过街桥上来回溜?，看见知识分子模样的过桥往穷人区方向去，就掏出小本记下相貌特征，然后拨打１１０，就更是舍本逐末了。一般医生都是从病状找病因，哪儿有跟血压表温度计没完没了的？在各种红眼病治疗方案中，我倒是觉得彩票不失为一种比较有效的办法。不知同学们注意到没有，彩民绝大部分是后富者，让那些已经达到“自我实现”高度的精英买足彩，那真是对他们成功的诬蔑――当然了，去拉斯维加或澳门的赌场风光另当别论。现在报纸上隔一段日子就登出某个下岗工人中了百万甚至千万、被敲锣打鼓游街示众的报道。大家别小瞧了这敲锣打鼓游街示众，它实际上是在上一堂生动的社会人生大课，告诉整个后富阶层：机会够平等了吧，都是一百万分之一，摸着了你走运，没摸着你认命！这种人生就是赌博的观念正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世道人心，比自由主义学者舌敝唇焦的“机会平等”理论管用多了。先前一些后富的说“谁让咱没本事呢”，接受了赌博观念后就会说“谁让人赶上了”。彩票的社会意义就在于把人民从灵魂上改造成不辨事理、不明是非、被庄家坑了还觉得“肥儿不赖”（ｆａｉｒ ｐｌａｙ）的赌徒。俗话说“赌红了眼”，其实真赌徒输房子输老婆输老命都不输红眼。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无论地上博彩业还是地下博彩业的所有从业人员，在营造机会平等的社会气氛、含混贫富差距、缓和阶级对立方面都立下汗马功劳，社会科学重大科研成果奖不颁给他们也就罢了，经营许可证应该要发。
社会关系不是软道理
但这也只是杯水车薪。在一个人跟人的差距大于人跟动物但还不得不把人算人的时代里，在一个有着数千年平等主义传统、又被社会主义的平等主义改造了好几十年的社会里，要想杜绝红眼病那真是痴人说梦。集体性突发事件，已经够说明问题的了。也许有同学们会说，红眼病就让他红着吧，经济上去了效益上去了不就行了么？的确，从根本上说经济和效益、道德和发展是一种利益和立场的选择，他要拿你的东西，你捂着兜不让拿，就这么简单。但我想再重复一下刚刚说过的意思，现在已经不是青铜时代了，那时候奴隶主死了奴隶觉得自己殉葬是天经地义，那会儿的吉尼系数就是到了零点九九，奴隶们也想不到揭竿而起。现在行么？道德公平问题解决不好，发展就会翻船，效益就会缩水，先富的就是纯为个人长远利益着想也不能再这么贪得无厌下去了。我们假设某人今年增收３００块钱，１００块钱送给了心理医生，１００块钱买了防盗门防盗窗，还剩１００块钱不敢动，怕哪天碰上抢劫的自己分文皆无人家火冒三丈。这样的发展和效益有什么好载歌载舞的呢？我并不是说发展是软道理，社会关系道德伦理是硬道理，而是说这两者应该兼顾，要软硬适度。不管红眼病不行，光治红眼病也没用。现在必须重新认识竞争与物质生产之间的关系，再不纠正认识，改变思路，等红眼病转移扩散了，那可就不是防盗门防盗窗所能防得住，一百二百块钱所能搪塞得了的了。
产品中的社会关系
比较性竞争与物质生产是一种什么关系呢？首先应该看到，所谓“物质生产”是一个有问题的概念。同学们都熟悉唯物史观，唯物史观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发展物质生产力，因为物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物质生产”，用恩格斯的经典举例就是“衣食住行”。我们且不去掰扯他老人家说这话到底什么意思，反正很多人在强调物质生产强调经济发展的时候，实际上都把物质生产视同所谓人的“基本需求”，人的“基本需求”又等于生理需求。关于“基本”不“基本”，我前面已经讲过，那是要由心理的翻译、由价值观拍板说了算的，这里就不重复了。咱们就单说这“衣食住行”的“衣”吧。服装的生产，现在是一个不算小的产业。中国入世的一个理由据说就是要为中国的服装出口搞定美国市场。我们简单分析一下，一件衣服到底有几成是为了满足防寒保暖的生理需求，又有几成是服务于社会竞争的目的？这里我想解释一下，着装上的竞争跟足球相扑不大一样，常常不那么剑拔弩张，往往采取相对消极的形式，不争先，但也别太落后，即所谓“随大流”。一般是混小子们在前面打冲锋――面口袋裤里可以开团小组会――很像改革试点，试砸了被父母骂一顿，试成了大家不紧但也不慢地跟进，显得又稳重又新潮。时装的流行大致是这样的过程。同学们回去盘点一下自己的存货，分析分析有几件是为了避风雨防紫外线（那也是为了比别人白），有几件是为了别“落伍”别“老冒”的，也就是说，几分属于实用性消费，几分属于炫耀性消费。
流行的本质是比较性竞争
以求异始、以趋同终的时装或类似产品，很能说明竞争与物质生产的内在关系：竞争使作为等级符号的产品从社会金字塔的顶端向下普及；在这过程中，竞争的性质由出人头地的个人主义变为不甘人下的平等主义；而产品则由奢侈品变为（基本）必需品。一个新产品刚出现的时候，它只是少数上层阶级争奇斗艳的手段，后来则向一心要跟他们接轨的中间阶级流传，等到这东西按照你们经济学的什么“边际效益递减”规律普及到下层－――即“臭一条街”、穷人觉得别人都有咱没混上真白活了的时候，上层阶级又推出新货色了。比较性竞争使得“奢侈品”变为“必需品”的循环周而复始，法轮长转――其实这就是所谓“物质进步”、“文明发展”的主要内容。我们看看“三转一响”的历史、电视的历史、手机的历史、轿车的历史，哪个不是这样？
符号造成复杂性
同学们会说，有的产品还是从下往上流行的呢？从表面上看是这样，豪门大户也喜欢弄个瓦罐子摆在客厅里，甚至搞把扫帚挂墙上。但不要忘了，这个瓦罐子已经是被他们的客厅被他们的财富重新定义过了，否则中产阶级是绝不敢挂的，因而流行的起点依旧是金字塔尖。那么说，穷人就一点主动权都没有么？那也不是。我刚才说产品是社会地位的符号。符号就像代表或使节，使节开小差叛逃的可有的是。奔驰６００比较忠于它所代表的社会地位――没那财产没那地位，你买不起这个符号。但买不起没准租得起呢？现在一些普通的工薪族小青年结婚攒足了钱，租几辆高级轿车潇洒走一回，拍成照片挂墙上，符号不就有了么。外地农民进城在高级宾馆门口趁保安没注意赶紧扶着辆卡迪拉克留影，也是在符号上取巧。知识分子更是运用符号的行家里手，他们花几块钱在图书馆买本书，从里面挑出些不明不白的词汇――什么“反题”啦，“互文”啦，“贡斯当”啦，“消极自由”啦――往嘴上一挂，女朋友跟他进出后剪刀胡同的时候，感觉就像在巴黎街头散步。符号的介入，使得阶级关系阶级斗争呈现复杂多变的局面。处于不利地位的下层阶级有了这符号，就可以草船借箭，就可以冒充玉皇大帝，就可以打麻雀战了。我前面提到的古代穷书生以田园隐逸诗歌笑傲王侯、当代知识分子凭古典音乐混入资产阶级，其实也不妨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至于实物符号，虽然比文化语言符号笨一点，跟实际社会经济地位联系死一点，但也不是没有文章可作，刚才说了买不起汽车租汽车，那还是费钱的。省钱的办法很多，老百姓中的贤妻良母都炼就了高超本领选购看着高档实际不贵的实物符号。各种水货也以假乱真，混淆了贫富分野。一些以“边缘”“另类”自居、在主流时尚之外另立门户的符号，客观上也给上层阶级的富贵符号杀了价，为下层阶级省了钱。崔健都能穿身的确凉国防绿“一无所有”，买不起鳄鱼耐克的莘莘学子还自卑个什么劲儿？新潮青年兴的就是不修边幅、破衣邋遢，只有暴发户才金利来华歌尔一指头套一大金镏子呢！这些年流行“土大款”的社会形象，我怀疑正是下层阶级在经济符号上搞的一次成功爆破。当然，这些只是小打小闹。
资本主义强调经济符号
说到符号，我还想跟同学们强调这么一点。物质生产或经济发展之所以被大家看成重中之重，“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并不是因为它事关吃穿生死，而是因为在资本主义时代，它已成为比较性竞争的主赛场，成为社会地位的钦定符号。那天我在网上看到一则消息，有家报纸说诗人汪国真日子过得很清贫，汪国真气急败坏要起诉人家。同学们知道，自古以来的优秀诗人哪有不清贫的？不清贫“诗”怎么“可以怨”呢？不“穷”怎么“而后工”呢？要做“诗人”，清贫甚至是个基本条件，为了当诗人，没混那么惨也要装成那么惨。中国传统社会，富和贵一向不大统一，只要诗写得好，穷点非但不丢人，其实还挺酷的。就是到前几年也还有些高雅浪漫女士，专门喜欢收集会写诗的穷小子。如今中国的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已大体建立，钱成了社会地位的最通行的符号，再会写诗，没房子没车，也比农民工强不了多少。在独尊财富的资本主义等级制度面前，渴望“成功”的人士一个个哆哩哆嗦的，生怕自己那点小成就不作数。这就是为什么汪国真不依不饶，这就是为什么不少名人冒着被税务局误解、被反贪局侦察、被匪徒绑票然后撕票的风险，向社会虚报个人收入。
一点历史观
从比较性竞争与物质生产的关系以及前面对不平等起源的讨论中，可以得出一点历史观上的感想。如果按我的理解，社会的本质是比较性竞争的话，又如果按许多人的理解，历史的主要内容是物质生产的发展的话，那么可以说，社会是历史的起点和终点。这也就是说：１）生产不是独立于社会关系之外、更不是超乎社会关系之上的“客观”力量。２）阶级斗争造就了历史，“恶”推动了历史。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是《共产党宣言》以来的一百五十年想颠覆却没能颠覆了的，是准备重新出发的平等事业所不愿面对但必须面对的。对于剥削压迫的一方来说，指出这样一个事实，虽然对他们“唯生产力”、“物质进步”、“效益第一”之类的彩旗缎带有些不利，却肯定了他们那个世界体系的牢固基础，讲出了他们沉下脸或喝醉酒时会说的话。
同学们听到这儿会说，姓黄的，照你这么说社会不平等就是必然的了，那你们演什么《切・格瓦拉》，宣扬什么社会平等呀？自己不信的东西向别人推销，这种黑心的骗子不该扭送学校保卫处么！请同学们耐心听我讲最后一部分。
六、平等也是必然的
求不平等与求平等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让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比较性竞争特有的相对性和辩证性。一方面，你想有我所无；另一方面，我不想无你所有。我刚才的始则立异、终则趋同的产品流行周期，就是这个意思。这也就是说，想超过别人跟不想被别人超过，是一个硬币的两面，都出身于比较性竞争，属于对立的统一。因此，在现实的人性前提下，若果说不平等是必然的，那么平等也是必然的；如果说个人主义来自人的本性，那么社会主义也来自人的本性；如果剥削压迫制度存在一天，那么对它的反抗也就奉陪一天；存在一世，就奉陪一世；永远存在，就奉陪到底！我们看人类的历史，真就像钟摆一样，在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来来往往。出自比较性竞争的平等追求，是相对的，暂时的。这就是为什么平等运动总在成功的那一刻就开始走向反面，变质为新的不平等，困在逆取顺守、轮流坐庄的磨盘里团团转。我前些年去苏州，在一个小雨天参观了拙政园，那里的殿阁玲珑，花木妩媚，信步其间，恍若仙境。这么个洞天福地，在太平天国首领打下半壁江山的时候被据为忠王府。他们从前不是烧炭的就是做田的要不就是打工仔，一朝得志便穷奢极欲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农民革命型的平等运动如此，二十世纪有“先进”意识形态指导的平等运动又何尝别样呢？于是同学们会说，照这样看，右派们没错呀：既然结局不过是拙政园，当初又何必闹金田村？还不够折腾的呢。但问题是，你骑在他头上吹小夜曲是人性必然，他翻上来用你的帽子接尿就不是人性必然了么？至于他后来折腾出一个天王府，那也是因为你先弄了一个紫禁城在那儿。以往的平等运动，它的敌人揭发它假崇高纯属多余。生于“恶”的人性，长于“恶”的体制，它不可能也没必要崇高。农民起义军头目把财主的小老婆捉来做压寨夫人，这难道这跟几千年人类社会的基本法则有任何冲突么？同学们会说，既然都是一路货色，你有什么必要厚此薄彼呢？这里有个相对正义的问题：是下面的永远在下面、上面的永远在上面更合理呢，还是过一段调换一下位置更合理？不知道同学们选择哪个，我选择被压迫者造反有理！一说到造反，有人就拿“共同贫穷”来吓唬下面的，殊不知下面的已经一无所有，最不怕甚至最盼着的，就是“共同贫穷”了。
说到“共同贫穷”，我想顺便澄清一种误会，那就是认为平等运动就是平庸之辈陷害杰出人物，也就是下面的把上面的拽下来。其实，平等运动有两种选择，一个是自己跟上去，另一个才是把上面的拽下来，首选当然是跟上去。但如果往上去的路被堵死了，那只好拿鱼死网破、同归于尽相要挟。对上面的既得利益者来说，也有两种选择，一是他也继续往上走，同时让下面的也往上来，二者关系不变距离不变；二是他上去后觉得高高在上的滋味太好了，为了保持上下关系和距离，便不希望下面的动窝。这道理本来很简单，不必罗嗦，怎奈先富的老是装糊涂，好像他们除了受民粹主义迫害就再没经历过其他事似的。为了证明自己是带枪伤的“出头鸟”，他们一瘸一拐。可在后富的必经之路上埋地雷挖陷阱的时候，他们行动可没一点障碍。
绝对的平等不是不可能
同学们说，照你这么说，社会永远就这样你踩过来我压过去了不成？一种更美满、真正人人平等的社会难道就绝无可能了么？我想可能还是有的，理由有这么几条。
首先，不平等的社会体制，虽然早都配备了自己的美学，毕竟丑陋凶残，让人类刀兵血火、丧心病狂，不知吃了多少苦头。一个人，都当到王子了，还得弑父鸩兄更上一层楼。对此我想绝大部分同学，特别是去年的高考文理科状元，都深有体会。我有一年看电视春节晚会，嘉宾席上坐着马俊仁和他的马家军。姑娘们谈起训练都泣不成声，满场的老爷们也直抹英雄泪。我当时的感觉，这真是一匹匹马在哀鸣。在两条腿须跑出四条腿速度的疯狂跑道上，王军霞难道不是一匹马么？在周排名榜、月排名榜、班级排名榜、年级排名榜下白天学了夜里学、周日学了周末学的学生难道不是学习机器么？夜里十二点送到他嘴边的难道真是鸡汤而不是机油么？这些动物或机器说他们没自由却也有自由。有什么自由呢？有当最好动物、更好机器的自由，有以苦为乐、认贼作父的自由。关于比较性竞争、不平等的坏处，每个人多少都有话可说。要是跟它说再见不比甩糟糠之妻更麻烦的话，我想大多数人都会乐于换一种活法的。但问题是根本改造积重难返的不平等体制、改造其根深蒂固的人性基础即比较意识，实在是件太浩大太艰巨的工程，看来不是迄今为止的人类所能胜任的，即便他们当中马克思耶稣多如牛毛。尽管如此，人类能够越来越多地意识到不平等的弊端，越来越深地感受到其中的痛苦，未来大同世界起码就有了启动资金。那天碰到两个年轻朋友，聊起婚姻家庭，他们都说绝不要孩子，因为社会竞争太残酷了，他们不忍心孩子到这个世界上活受罪。同学们，他们不希望孩子生，其实也就是希望这个的社会死。如果怀有这种希望的人多了，形成了声势，资本主义终结历史、不平等制度地久天长的老皇历就该换换了。
其次，建立在比较性竞争基础之上的现行体系，出现了循环危机。怎么讲呢？现行的不平等制度可以有这么几种选择：１）上下原地不动；２）上面的不动，下面的上来；３）上下同时往上；４）上面的下来，下面的不动；５）上下同时往下。这其中，２）属于乌托邦就不说了；４）属于鱼死网破也不提了；１）今天行不通。５）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既为这个体系所接受，又能上下欢喜的就是第３），上面的往上，下面的也往上。过去一二十年中国的精英们津津乐道的“国际大循环”就是这个意思：都往上走，１楼的上２楼，９楼的上１０楼。但这有一个前提，就是楼层要不断加高，让最高的还能更高，这样才循环得起来。在独尊财富的资本主义背景下，楼不断加高意味着经济不断增长，总量不断扩大。这又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资源不能有限，要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世界如此重视科技创新，水变成油的梦醒了还要接着做。可问题是资源的开发，赶不上需求的增长。需求的核心，是比较性竞争。比较性竞争，我们讲了，是没有极限的，用老话说是“欲壑难填”，新的说法就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在比较性竞争、在社会欲望的黑洞面前，再大的经济馅饼也等于零，什么“物质极大丰富”，什么“各取所需”那不是做梦么！美国的富翁乘航天飞机在地球轨道风光一次，要消耗多少能源，同学们可以算算。多少年的地质生化过程造就的石油，据说只够糟蹋四十年的了，“特异功能”大师们再不显灵，就真的循环不动了。循环不动的后果明摆着，轻则上下都不动，一块蹲班留级，就是１）；重则上下一块反着跳班，也就是５）。咱们避重就轻，单说上下都不动。这在过去，比如西方的封建时代，大体是这个样子。那时经济增长缓慢，楼不加高，贵族乐得龙生龙凤生凤，简单重复；农奴在下面老鼠生儿打地洞，也认命了。但后来资本主义的兴起、工业革命、发现美洲等等事件，骤然解放了生产力，也就是说，弄出了不老少的砖头沙子灰，于是解放了欲望：楼顶十层的居民可以接出一层搬上去，下面的九楼上十楼，五楼上六楼，也开始了流动。跟这大搬迁成龙配套的天赋人权、平等自由之类的价值观念应运而生，其中一些名篇如《独立宣言》《哥底斯堡讲话》，楼下的各色人等不但滚瓜烂熟，甚至可以用原文背诵。“超越极限”、“挑战自我”、“人生能得几回搏”之类的爬楼号子响彻云霄。这时上面突然传来消息：都甭动了，砖头没有了，沙子灰也用完了。这不是要天下大乱么！别说十楼以下的不干，就是十一楼的欧洲北美也会发疯，因为顺着经济的楼梯“向上向上”已成为他们生命的第一要义，让他原地不动简直就是让动物改当植物。我这还是假定资源存货再加上新发明能够维持现有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再生产。但要是维持不了呢？那只好各楼的都往下，刚才说了，那无异世界末日。解决之道，是大家都搬出不平等的大楼。现在不少意识形态、宗教传统、社会运动其实都在挨家挨户做说服动员工作。但都不是很成功，为什么呢？你想上面的不带头搬出大楼，光是资助二楼三楼的念佛尊孔，节省卡路里，怂恿他们住到野地里搞“绿色经济”，而自己却开飞机到空中翻跟头解闷儿，这怎么可以呢？楼下的人虽然绝对海拔不如他们，但心气也许比他们还要高呢。结果很可能是混战一场，楼倒人亡。这回“恐怖的大鸟”可不是从楼外飞进楼内，而是楼上楼下一通乱飞。资本主义把无限的社会欲望引向了依赖有限物质资源的经济领域，这是当今资源危机的本质，也是当今社会症结所在。当然，这个体制有那么多院士博士昼夜攻关，还是想得出办法缝缝补补又一年的。只是“千年帝国”、“终结历史”的高调就快别唱了。我们胡同那家小店，门口对联“财大发”、“福永驻”的字迹犹存，这会儿已开始“破产狂甩”了。
说到这儿，同学们也许会问，是不是可以把比较性竞争从石油镍矿象牙这些紧缺资源上引开呢？英雄好汉要比试，就让他们比左脚工笔花鸟，就是倒背刘晓庆传记也可以呀。古人说，“性犹湍水，导之东则东流，导之西则西流”。比较性竞争以财富为主战场，并不是古往今来所有文化所有社会的通则。这方面的确可以有所作为。我记得好多年前的一个晚上，我在一条便道上散步，前面一个女的，一边走一边哼哼那会儿流行的“月色赛柠檬，爱情比酒浓”，哼着哼着就从地平线上消失了。原来那便道有半人高而且隔一段就弯进来一块，黑灯瞎火她没看清，一脚就踩空了。那时谈恋爱不像现在有那么多去处，一般都在街上来回的溜，叫“压马路”，如果有什么亲密些的动作，也都到墙犄角、树后面完成。当时这树后面便埋伏着不少对男女，他们看到失足女青年便蜂拥而出，争先恐后地送温暖，场面十分壮观。这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竞争本质上固然是与他人为敌，但弄好了，也能服务于善，起码无伤大雅。其实，观察一下周围的生活，这种现实性和可能性并不少见。但有这么一点需要注意，比较意识并不是纯粹的能量，可以任人摆布，而是有趋向性的：什么紧俏它便瞄上什么。美国进口的蛇果，论味道哪里比得上国光苹果，就因为外来的和尚难得，上层阶级再贵也要买。吃活猴的脑子，想想真比吃屎还恶心，但阔人就居然津津有味――否则怎么叫“阔”呢？竞争向不可再生资源的集中，应该说有其内在的必然性。
再次，比较性竞争作为人类生活最基本的意义，为这个世界的运转提供了最主要的动力。大家都知道现在飞机要上天，汽车要上路，主要是靠石油。哪天油田一爆炸，太阳能、风能、潮汐能又没跟上，日子就别过了。同样，如果我们哪天心血来潮，把比较性竞争、不平等制度统统取缔，结果也是整个世界的瘫痪――这正是剥削压迫体制的一张王牌。所以，要想向不平等制度、向比较性竞争开刀，先得扶持其他的意义，寻找替代的动力，例如我前面讲过的审美、求真之类。这是一件巨大而复杂的工程，需要耐性和韧性，需要大家的智慧和想象力。随便举个例子。今天下午有一个“戏剧之友”的团体通知我有活动。这是北京一些爱好戏剧的普通观众自发的组织，他们经常观摩演出，组织讨论。大家都知道，戏剧界是热闹场，一斤戏剧挤掉审美一两、真情五钱，再刨去生理需要若干，剩下的半斤八两就都是经营声名当人上人了。在这一点上它和其他各“界”、也就是制度化了的竞争场没有任何区别。这类竞争场生意越是红火，不平等的大树就根子越深、叶子越绿。倒是有一些民间组织较少功利色彩或者说较少竞争意识，它们或热爱书画，或关心戏剧，或忧虑时政，更多是出于志趣爱好，不大去想一炮窜红、被女观众团团围住的场面。这样的民间组织及其活动有助于开发和支持与不平等无关的意义，这些意义一旦壮大到取代比较性竞争而成为主要社会动力、文明基础的时候，世界就根本改观了。同学们说，你讲的这些组织老头老太太下棋跳舞的事情也许跟未来世界有些关系，但这跟工人下岗、两极分化、台独疆独这些国家社会的燃眉之急有多大关系呢？坦率地说，没多大关系。在这个未定之天，我们实在还顾不到未来。尽管如此，也不妨在思想上和实践上为未来准备一个存钱罐，有点钢 毛票就随时塞进去。
最后，基于比较性竞争的相对平等，即对压迫的反抗，其实也为实现绝对平等创造了条件。让压迫者不压迫有两个比较直接的办法。一是让他觉得作威作福其实没啥意思。在这方面，古往今来的一些文化思想道德伦理确实在感动人心、塑造人性上发挥了相当作用。有些人真就一口痰啐别名利场，从此竹杖黄冠，云水青山；不少女性对仕途上的快腿儿特别厌恶，即便不幸做了首长夫人，也每每看着副官的背影痴痴发愣，甚至趁月黑风高夜跟伙夫私奔得无影无踪；就是加入被压迫者队伍去拆毁爹妈宫殿的也大有人在。教育的作用应该强调，但也不能高估，因为就在压迫阶级中少数人变节开小差的同时，绝大多数被压迫者都被从思想上改造成了压迫者：登板儿车的欺负起老婆、老婆欺负起儿媳都毫不含糊。另一个直接的办法就是对压迫进行反抗，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绝不缺斤短两；让压迫者一夕数惊，席不暇暖，三妻四妾形同虚设；如果有机会，最好把他从背上请到胯下来体验一回生活。只有这样，他才可能取出算盘权衡利弊，寻求妥协。未来的大同世界，我想既是觉悟者做诗做出来的，也是老板们扒拉算盘扒拉出来的。
七、结语
上个世纪的平等主义运动，大家都知道，以失败收场，幻灭告终。原因固然复杂，但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忽视了社会不平等根深蒂固的人性基础。如果对此还是没有清醒的认识，则今后无论再怎么努力，都只能重蹈覆辙。承认“恶”的人性源远流长，并不意味着承认它合情合理，更不意味着向不平等体制低头悔过，从此争当它的“十佳公民”。正视不平等的人性基础，可以帮助我们对平等事业的长期性和阶段性有比较明确的定位，知道这一代人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应该做什么，不至插秧时节男女老少全去了打谷场。我读不少思想家的作品常生一种感慨：一个历史过程常常要经过多少代人的漫长岁月，但思想家、尤其是身在其中的思想家，在把无限江山绘入尺幅之后便忘了比例尺，遂指着今生今世说千秋万代。一个具体的人，不但生命过不了界河，思想其实也不可能过河太远。当年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也好，如今的资本主义终结历史也好，都不过如此。还是恩格斯说得好：这过去的几千年，才不过是人类文明的史前史。
 |
